黄益平谈人民币国际化：当务之急是改革汇率体制
“一带一路”给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。人民币能不能成为国际货币，虽然由国际市场说了算，但是很多功课是在国内做的。
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（CF40）学术委员会主席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在近日举办的2017中国企业竞争力夏季峰会上发表演讲。他认为，未来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需要三个条件。
第一，人民币要成为一种国际货币，必须要有一个强大开放的经济体来支持。所以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，继续开放，是很必要的前提，但这还不够。
第二，中国必须有一个规模很大，产品种类很丰富，同时流动性很充裕，相对稳健的国内金融市场。只有这样一个开放的市场，才能容纳很多国际投资和融资的需求。要让外国人持有中国的货币，得让他有地方投资，如果像过去一样，一说人民币国际化就是让香港人、新加坡人在银行里存点人民币，其实是不可持续的。
最后一点，我国的政策和制度体制需要改变。外国人愿意不愿意长期持有和使用人民币，是对我国制度的检验，取决于我国能不能保护产权，我国的制度能不能支持经济的长期增长，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都有很多的事情要做。
此外，他认为，如果短期来看，眼下的当务之急，就是要改革我国的汇率体制。
人民币国际化需要稳健的国内金融市场
by 黄益平
从具体的金融细节上看，在未来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过程中，人民币国际化会起到什么作用?亚投行会起到什么作用？
“一带一路”建设显然给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。回想一下美元成为国际货币的过程，在上世纪初的时候，美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，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第二、第三、第四位经济体的总量，也就是说它是绝对的老大。但当时美元不是世界最主要的国际货币，而是英镑。所以，这也提醒，我们经常说中国经济规模大了，人民币就一定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，有可能，但不一定。
后来美元是怎么成为国际货币的呢?当然它有很多具体的步骤，其中包括在“一战”以前建立美联储，实现美国金融的稳定。但是最重要的具体步骤是，在一战和后来大萧条之间，欧洲经济出现非常大的问题，美元通过援助贷款和各种投资、贸易、交易，走向了世界，从而奠定了美元国际货币的地位。
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 “一带一路”为人民币走向国际市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载体，未来中国做投资项目也好，发展贸易也好，如果能用人民币结算，会有很多的机会。
但是还是要往回退一步说，一种货币能不能成为国际货币，不是光自己说了算，而是由国际市场说了算。再退一步讲，我的看法是，人民币能不能成为国际货币，虽然由国际市场说了算，但是很多功课是在国内做的。美元能够成为国际货币，就是美联储保持美国金融的稳定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。
未来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需要什么条件？我们过去和樊纲老师做过一些研究，得出三点结论：第一，人民币要成为一种国际货币，必须要有一个强大开放的经济体来支持。所以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，继续开放，是很必要的前提，但是这还不够。
第二，中国必须有一个规模很大，产品种类很丰富，同时流动性很充裕，相对稳健的国内金融市场。只有这样一个开放的市场，才能容纳很多国际投资和融资的需求。要让外国人持有中国的货币，我们得让他有地方投资，如果像过去一样，一说人民币国际化就是让香港人、新加坡人在银行里存点人民币，其实是不可持续的。
最后一点，我国的政策和制度体制需要改变。外国人愿意不愿意长期持有和使用人民币，是对我国制度的检验，取决于我国能不能保护产权，我国的制度能不能支持经济的长期增长，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都有很多的事情要做。
如果短期来看，眼下的当务之急，就是要改革我国的汇率体制。过去三五年，我们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，但是因为汇率体制不够灵活，最后虽然采取了很多措施，不过在一些领域，人民币国际化走了回头路。下一步，人民币国际化还要继续推进，我认为不灵活的汇率，其实已成为我国下一步经济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约束。
什么是商业的新逻辑？我想来想去，没有什么新的逻辑，任何经济的动力，到最后都变成你能不能赚钱的问题。这不需要学者讨论企业应该怎么做。我觉得，因为“一带一路”是我国政府一个很重要的倡议，政府在推动，有很多具体的工作可能需要政府做，来推动金融为“一带一路”服务，创造更好的条件。
我能简单想到几个方面的问题。第一，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稳健、开放、有效的金融市场，包括相对比较灵活的汇率体系。“一带一路”最后的结果，当然不光是我国到海外合作建一些基础设施，还有人员的交流，有金融和投资、贸易的开放，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交流。如果我国的金融体系不够开放，只是提供一些资金到海外做投资，最后的效果是很难完全实现。
我把“一带一路”看成下一步我国经济发展，其实也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策略。我们经常说新常态，说增长减速、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，背后我认为都可以从“一带一路”里面找到金融经济逻辑。所以，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需要做的首先是建立一个相对有效的金融体系。
同时我觉得有很多市场的基础设施需要做，比如说要不要用人民币作为未来交易的主要货币，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也有人提出，是不是SDR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。虽然在国际市场上，人民币发挥作用还有一定距离，但是我们能不能考虑让SDR发挥更大的作用。而且很重要的是，我国现在在国际金融体系中，可能需要考虑改革和建立一些新的秩序。
前一段时间穆迪下调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，客观来说市场并没有接受这样的结果。我看到大多数人的观点都认为，不是说它完全没道理，而是说它是一个滞后的反映。理论来说，评级机构应该领先并预告风险，但是它做出一个调整，只是指出一个存在的问题，而且中国政府正在采取一些措施。大多数人认为，对于中国主权债务的风险来说，最艰难的时期也许已经过去了。这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，也许中国现在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有一些做法，有一些体制，不完全符合发展中国家，包括我国未来要做的一些事情的规范。我国是不是需要考虑做一些改革？我觉得政府可能需要做很多事情。
最后，商业逻辑要由企业去实现，政府要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保驾护航的作用。比如说双边或者多边的投资保护协议，企业到海外去了，但是我们“一带一路”是60几个国家，情况错综复杂，客观地来说，这么多国家，这么多年没有发展起来，是有深刻的原因，不单单是因为没有基础设施。所以经济发展不好，有很多的原因。我国企业如果到这些市场上去，政府能不能与这些国家签订政府之间的协议，提供相应的保障，保障我国企业的利益，我觉得有很多工作要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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